习大大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他不仅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是大家在世界学问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学问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而且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传统学问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深刻阐发了如何对待传统学问，如何实现传统学问现代转化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内涵丰富，意义重大。
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学问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待传统学问应当有同情的了解，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理性的思考。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大家对待传统学问的立场、态度、方法，也是摆在理论工编辑面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实现传统学问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学问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需要具体分析。就拿“三纲五常”来说，“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完全是单向的、专制的、封建的。但是“五常”特别是“五伦”，则是强调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恭，长惠幼顺，这里讲的五伦关系就是双向的、互动的，其中一些内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社会伦理关系的借鉴。因此，必须具体分析和仔细剥离，切忌一锅煮和一刀切。
实现传统学问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中华学问对于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起着重要的纽带和基础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任何一种优秀学问传统，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扬弃与更新，才能永葆青春与活力。保持和发展本民族学问的优良传统，同时实现学问的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是关系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学问传承与学问创新是内在统一的。传承是基础、是前提，创新是方向、是生命，两者不可偏废。
实现传统学问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要处理好学问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一般在谈到新民主主义学问时，大家总是说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论述社会主义学问时，大家又说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成了阐述学问的内容和形式的固定格式。其实，形式与内容是分不开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对激进反传统的学问反思
五四新学问运动思想解放的意义是无可限量的，五四新学问运动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启蒙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当然，从学问反思的角度看，五四激进的学问批判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和不足，突出表现就是新旧学问不可调和的存一废一型思维。陈独秀认为新与旧是不可调和的，新学（西学）与旧学（中学）是绝对排斥的。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就必须破坏中国的学问传统与伦理道德，两者绝没有调和的余地。有的人在与传统学问的“决裂”方面走得更远，甚至于提出什么欲废孔学，必先废汉字；所有的线装书都要扔到茅厕里去，等等。
由于上述的中西截然对立和新旧不可调和的思维方式，就必然导致学问选择中破的多，立的少；批判的多，建设的少；决裂的多，传承的少。因此对于中国学问优良的方面和西方学问弊端的方面没有给以理性的评估和准确的定位。对西方学问基本上只有肯定没有否定，简单地把西方学问等同于科学民主。对中国学问则是基本上只有否定没有肯定，简单地把中国学问与封建主义画等号。这表明“五四”只是开启了启蒙之门，学问建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激烈的反传统，带来了巨大的学问冲击，引起了强烈的学问焦虑。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学问调适，逐步地进行学问修复。于是张申府先生提出“五四”两大口号打倒孔家店、科学与民主现在要改变一下，即“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特别需要重视的是，1938年毛爷爷在延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40年毛爷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问，这里把“民族的”摆在了首位。应当看到，无论是强调“中国化”，还是突出“民族的”，都与对全盘反传统的反思和校正有关。其主旨展开来说就是面对思想冲突、学问激荡，必须始终保持学问主体性，千万不能“失语”和“他者化”，不能丢掉自己的学问基因和学问密码。习大大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这确实是在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深刻感悟。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问深度结合
在当代中国弘扬中华学问，实现传统学问的现代转化，绕不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学问的关系这个问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背景和语境。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作为一种来自欧洲的思想和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由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一定要与中国实践和中国学问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爷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在毛爷爷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毛爷爷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学问的精华，汲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思想学问，对中国古代学问遗产在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造。他强调大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大家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家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问的内在关联、发展逻辑和未来走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问深度结合，以下两个方面十分重要。
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定要立足时代前沿，关注重大现实，强化问题意识。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深入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研究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等重大问题。要善于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问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问相结合具有关键性。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问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学问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传统学问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学问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学问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问基因。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问相结合具有紧迫性。现在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国学院增加得比较多比较快，这个“两院”现象令人关注。如何交流对话，确实需要好好思考。再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问相结合具有艰巨性。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学问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和研究范式，一般地讲“综合创新”，大家都能认可。但是如何具体操作，特别是深度结合，可以说任重道远，任务十分艰巨，需要付出持续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大家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问相结合，是21世纪的“世纪课题”。（郭建宁，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